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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三角跟长三角在芯片赛道上差距有多大?

发布时间:2022-10-11作者来源:萨科微浏览:1791

珠三角跟长三角,在眼下热门的芯片赛道上,差距有多大?

答案是非常大。

而且,这个差距还在以超乎想象的速度拉开。

深圳东莞这些的珠三角城市,虽然拥有中国最多最强(华为、OPPO、vivo等)使用芯片的客户,也拥有极强的财政实力和优越的营商环境。

但让人非常意外的是,过往数年的时间,芯片半导体企业和人才,仍旧源源不断地向长三角趋之若鹜。

《湾区经济评论》认为:芯片产业的竞争,看上去是技术和资金之争,但更准确地说是一场文化之争。

但,谁都没有想到,恰恰是文化,才是一道最难逾越的鸿沟。

一组数据,看看珠三角跟长三角的芯片产业差距有多大。

芯片产业大致分为芯片设计和芯片制造。

在设计领域,因为曾经深圳75%的芯片设计产业都来自于华为海思,所以过去几年的芯片设计排名中,深圳在国内[敏感词]。

然而随着华为海思被美国限制打压,深圳的芯片产业已经一落千丈,2021年比2020年腰斩了46%,排名也直接下滑到了全国第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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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珠海,香港,广州等城市有较大涨幅,但相比起庞大的总量来说,可以说是微不足道。

更糟糕的是,不少优质火种已经准备迁往长三角。现在有不少传闻称华为海思将迁往上海青浦。而现在正在投入巨资自研芯片的珠三角知名消费电子OPPO、vivo,也都是在上海设立了半导体研发部门。

反观长三角的芯片设计行业,芯片设计销售额前五的城市中,长三角就占了三家,分别是上海,杭州,无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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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销售过亿的企业数量来看,长三角的城市也已经超越了深圳。之前寂寂无名的南京,已经在2021年以52家的成绩,成为全国[敏感词]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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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说在芯片设计产业,珠三角还有一些竞争实力,那么在芯片制造方面,长三角的实力已经对珠三角形成了碾压之势。

以上海为例,张江、漕河泾两大高科技园区的展讯、锐迪科、鼎芯、澜起、中微、先进、贝岭、华虹、中芯国际和复旦微电子一系列企业,已组成了一个包括中央处理芯片(CPU)、图形处理芯片(GPU)、影音多媒体芯片、存储芯片、显示器件等开发、代工制造、测试封装以及架构设计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产业集群。

展讯通信已发展成为中国市场第三大、也是本土[敏感词]的手机内核开发商;中芯国际已发展成为仅次于台积电、三星和台联电的全球第四大微电子代工制造商;中微则是国内[敏感词]的IC设备开发制造企业。

时至今日,珠三角拿得出手的芯片制造,只有中芯国际在深圳设立的两条产线,和刚刚诞生不久的粤芯。

但值得注意的是,中芯国际是在上海成立了14年之后,才在深圳设立了[敏感词]条产线。

另一面,长三角芯片优势的背后,是几乎形成垄断优势的人才密度,全国大约有40%的集成电路产业相关人才在上海,从业人员已超过20万人。

换句话说,在消费电子时代一骑绝尘的珠三角,如今的内核和解决方案,基本依赖长三角的供应。

珠三角,确实已经“芯”酸至极。

为什么芯片商人和人才,独爱上海和长三角呢?

《湾区经济评论》在调研后发现,有一个核心因素左右芯片产业人才的投资和迁移,但却几乎被所有人忽略,那就是:文化。

回顾历史,我们会发现,长三角在芯片产业上跟珠三角拉开差距的关键时间,是在90年代末。

芯片是个舶来品。

60-70年代由大洋西岸美国德州仪器和仙童半导体等公司发明,后来在80年代,随着中国台湾的人才在这些大公司学成归来,台湾半导体行业蓬勃发展,并一改英特尔和三星等公司芯片设计和制造一体化模式,将芯片设计和制造分开,即台积电代工模式。

90年代,由于成本需要,台湾半导体开始产业向大陆西进。当时,中国大陆的珠三角、环渤海湾地区均竭力想要吸取这部分IT投资。

当时的深圳市长就公开宣称,“广东和深圳是中国IT产业的中心地区,占全国IT产业生产和消费能力的三分之一,然而广东和深圳在IC的前工序生产方面几乎为零,这与该地区已形成的IT生产加工能力极不相符”。

然而在2000-2002年,京沪深苏等城市疯抢台湾IC前工序工厂西迁大陆项目中,大部分台资芯片代工厂选择了上海和苏州地区,深圳这样的珠三角城市,几乎一无所获。

这场芯片招商浪潮的失败,则直接导致了珠三角在接下来的芯片产业中缺乏基础,步履蹒跚。

长三角在芯片领域上,获得了足够的时间窗口和先发优势,并在今时今日,形成了马太效应,不断将优势扩大。

半导体企业不选择珠三角,确实是个让人诧异的现象。

论半导体的客户,珠三角在过往三十年的产业发展中,诞生了大量在国际上富有竞争力的消费电子品牌,如今全球手机排行榜中,华为,OPPO、vivo均已是全球前五,每年起码5亿台设备需要使用到各式各样的半导体。

论工业土地储备,如果说深圳已经捉襟见肘,那广州,东莞,珠海等城市,均有着大量的工业用地;论财政实力,深圳广州GDP排名全国前四,国资实力不断崛起,也不太可能出现资金不足的状况。

论营商环境,珠三角的城市,对商人,创业者来说也算是友好。

硬实力比拼没有差距,那问题只能出在软实力上。

众所周知,芯片产业相比起消费电子产业,需要的资金量更大,需要的人才密度更高,需要的时间周期更长。

对于资本,技术和人才来说,择一城的机会成本就显得非常大。因为这极有可能未来大半辈子都在这座城市生活工作和投资。

所以,相比起来金融,互联网、低端制造业的产业迁移,文化对于人才资本的抉择极为关键。

早期来自台湾的芯片人才,偏爱长三角,不喜欢珠三角。这是由两方面造成的:

一方面,芯片人才对锦绣江南,确实有着不可改变的历史情节。另一方面,珠三角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,不论在过去,还是在当下,确实大大落后于长三角。

《湾区经济评论》整理后发现,当时中国台湾最[敏感词]的芯片人才,其祖籍大多来自江南。

如:

潘文渊,“台湾半导体之父”,江苏苏州人。

张忠谋,全球芯片代工之王台积电的创始人,浙江宁波出生。

张汝京,中芯国际创始人,出生于江苏南京人。

王兆振,台湾工研院院长,江苏常州人

康宝煌,台湾电信研究所所长,浙江嘉兴人。

也许是对家乡的怀念,也许是报效家乡的情怀,总而言之,长三角的人才在历史的耦合下,为台湾建设了半导体产业,同样的,也在台商投资大陆的大浪潮下,反哺于长三角。

如果说历史的耦合不可改变,那么实际状况下,长三角的文化魅力也确实远远胜于珠三角。

比如2000年左右的时间,中芯国际公关部管理师黄贵美就曾提到,中芯国际深受上海文化,所以在上海设厂:“上海虽没有悠久的历史,但上海有独特的文化。”

当时的媒体评价,无论是中央政府、地方政府,还是外国列强、国内商贾,各方在上海都没有[敏感词]的权威,如何相互共处成为棘手问题。这时,规则就显得非常重要,大家只能通过平等谈判得来的契约关系来维系各自的商业利益。因此,上海人最守规矩,讲究按规则办事。

所以,上海在权威上的真空,轻松、戏谑、玩世,让小资产阶级情调在上海大有市场。

各国人、各地人都能在上海找到与自己相亲近的文化,有了这种“大同”的感觉,也就拥有了一种可贵的平等。

再加上,张爱玲与白先勇等文学大师,精心营造的“江南神话”,让包括台湾在内的全球[敏感词]人才在长三角的文化跨越,较之他们在任何地方都要简单。

另一方面,上海与台北气候的惊人相似,也在客观上给予众多台商宾至如归的感觉。当时几乎所有台商都认为北京太冷,广州太热,成都太潮,西安太燥......惟有上海,最适宜创造事业,享受生活。

很难说,吸引高端人才的文化到底是什么?

但我觉得,这肯定不会是急功近利的搞钱文化,钢筋水泥高楼大厦的建筑文化,更不会是密集流水线的小工厂主文化。

一个诡异的现象是,笔者有一些从外省迁移到深圳的文化媒体朋友,在来到深圳之后,总是不适应,甚至几年后又回到了北京上海。

另一个现象是,笔者曾经走访浙江绍兴越城,发现多个知名公司的分厂都在当地设立。

绍兴越城,9.09平方公里古城范围内有名人178人,包括勾践、王阳明、秋瑾、鲁迅等名人辈出。

当地一个招商负责人说,他们发现许多芯片人才,非常喜欢到这样有文化的地方工作,有时候不一定是这些工科男喜欢,而是他们的妻子喜欢。

珠三角曾经在过去三十年的速成产业中(如代工,贸易,金融等),凭借实干和效率领先于全国。但在下一个基础研究,芯片等更高等级的竞争中,厚积薄发的长三角开始呈现了深圳东莞们难以逾越的优势。

这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话题。

因为,相比起其他行业,芯片不是短期逐利,芯片也不是纯粹的政治,它是一场创新和耐心的比拼,所以轻松幽默的氛围,应该成为它永恒的基调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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